（一）保理业务合法与非法的边界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国外陆续爆发了一些金融犯罪事件。譬如：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案前纳斯达克主席Madoff“庞氏骗局”案；国内PE非法集资第一案“德厚资本非法集资案”；民营担保第一标杆中担担保非法经营案；900亿非法票据贴现案“杭州润银案”。这些事件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严重的甚至危及整个行业的生存。
　　

我国是金融管制的国家，在我国从事金融相关的企业，都有一条高压线，就是防止触犯“非法经营”。但在我国“非法经营罪”是一个“口袋罪”，认定上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商务部419号文，规定了“三个禁止”：禁止专门从事催帐业务；禁止受托从事催帐业务；禁止从事讨债业务。浦东新区的试点办法，则暂未放开“进口保理”和“应收账款催收”业务。
　　

我们认为，一方面，试点办法对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应该更加明确，商业保理企业则应坚持“合规第一、创新第二”，从他律走向自律；另一方，从落实非审慎监管的角度来看，随着试点工作的进一步推进，目前未放开的业务必然放开，企业也应尽快做好客户渠道和业务、法律等相关知识的研究和储备，抢占战略制高点。
　　
　　

（二）保理跨境交付的合法性问题
　　

所谓跨境交付，是指：出口商在境内，保理商在境外，即国内企业，直接委托境外的保理商，提供跨境的保理服务。之所以要讨论这么一种情况，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双保理模式下，出口保理商的收费，实际上是在境外进口保理商的费率基础上加上一定的点数。如跳过境内保理商这一个环节，直接找境外保理商，企业可以减少费用，所以市场上有这样的需求。而一些境外的机构，则利用其在境外的牌照，通过国内的办事处，收购国内的外币应收账款。但这种模式，涉及到合法性的问题。
　　

按中国入世时的行业划分 ，Factor被列入“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中国入世议定书》中载明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允许以“商业存在”形式提供金融服务，但未作出允许“跨境交付”的承诺。我们认为，目前保理“跨境交付”仍然缺乏合法性。
　　
　　

（三）跨境保理的收付汇流程和法律衔接
　　

很显然，保理业务（暗保理除外）会改变进现金流向。以进出口保理为例，叙作保理后出口商不再是直接从境外收汇；进口商也不再是直接向境外付汇。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出口收汇核销”和“进口付汇核销”制度。遵循的是“主体一致”原则，即“领取核销单——报关——收付汇——收付汇核销——出口退税”应为同一主体。国家外管局2003年针对“银行保理”项下的“出口收汇核销”，对“主体一致”原则作出了一些变通。但是，该文适用范围显然过窄。尤其是自2012年8月1日起，我国启动了新一轮货物贸易外汇制度改革，取消了出口收汇核销，进口付汇核销也有很大改变。目前，这些规定与保理业务还处于缺乏衔接的状况。
　　

对于国内保理，根据国税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5]192号），商业保理公司叙作保理会造成增值税的开票主体与收款单位不一致，即付款方向不一致，导致增值税发票进项税额无法抵扣，阻碍了客户实际需求。
　　
　　

（四）权利冲突和公信力的问题
　　

为了更形象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搭建了一个法律模型如下：
　　

1、卖方对买方（即债务人）有一笔应收账款。双方有约定，债权不得转让。
　　

2、卖方瞒着保理商，把应收账款转让给了三个保理商，第一个转让未通知、也未登记（此处登记是指向人民银行应收账款登记系统办理转让登记，目前转让登记并不具有合同法上的强制性，上海和天津试点办法中虽有此要求，但并无权赋予该等登记公信力效果）；第二个转让未通知、但登记了；第三个转让通知了、但未登记。
　　

3、卖方又把这个应收账款质押给了第三方，办理了质押登记。
　　

4、债务人向保理商提出抗辩，不同意向保理商付款。
　　

5、保理商向债务人行使追索权，但届时卖方已宣告破产。
　　

可以看到，在这个模型中，涉及到多个主体、涉及到多个权利。我们至少需要回答这样三个问题：一、应收账款转让，是否对债务人有效？二、谁有权要求债务人付款？三、各权利人的权利如何排序？在目前的立法状况下，还缺乏一个令各方信服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