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资产是指不能正常参与资金周转的资产，主要是不良贷款和不良投资，以及非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和政府的不良资产。这些资产在会计科目中表现为坏账，包括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等。对于银行而言，不良资产主要是指不良贷款，即银行发放的贷款未能按预先约定的期限和利率收回本金和利息。对于企业而言，不良资产则是指企业尚未处理的资产净损失和资金挂账，以及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应提未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各类有问题资产预计损失金额。这些不良资产会为企业带来潜在的损失，需要及时处理和优化。

“每天打几十个电话，能接通的不到一半，很快被挂断的又有一半，最终对方能耐心听完并沟通好调解方案的比例不到10%。”做了19年调解员的赵老师对这些情况早已习以为常，“每调解成功一单，我都很有成就感。”赵老师是北京市社会公信建设促进会（以下简称“公促会”）数字化调解平台的调解员。他的主要工作是调解消费金融逾期案件。“我们主要是听一听债务人的困难，共同协商一个解决方案。”他对《金融时报》记者说。

这类调解员和“电话催收”（以下简称“电催”）人员有什么不同？数字化调解平台有什么特点？困扰金融行业多年的小额不良资产回收难问题如何破解？《金融时报》记者通过多方采访和调研了解到，业内正在积极探索用数字化赋能的“信用+调解”模式，破解小额不良资产回收难题。

单笔金额小 案件数量大

信用卡逾期、物业费拖欠、停车费不缴……在庞大的资金流转过程中，这些欠费乍一看都是“小钱”，但积少成多，就会成为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的痛点。

那么，对于这些单笔金额小却又数量庞大的金融逾期纠纷，究竟该如何处理？

平安消费金融风险管理部工作人员张晨晨告诉《金融时报》记者，电催和法催是目前金融机构处置逾期案件的两种主要方式。“目前，小额金融纠纷的主要解决方式有电催和法催两种。”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原主任、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教授朱少平表示，电催效果相对偏弱；法催虽然效果较好，但处理周期长，且需要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

对于债权人来说，法催还面临着成本过高的问题。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金融仲裁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信用学会金融信用专业委员会联席主任卜祥瑞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囿于目前司法资源包括互联网法院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仲裁机构商事解决收费门槛较高，一些小额金融纠纷无法得到及时解决。”

批量处理 数字化调解显身手

“有一次，我们在与地方法院交流中了解到，该院每年全负荷能办理的案件上限约2万件，而一家当地的消费金融公司就有22万件逾期纠纷。如果都走立案程序，将会极大地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此外，处理周期也会很漫长。”公促会秘书长王大飞谈及传统处理模式的痛点时表示。

为了缓解基层法院的治理难题，公促会开始探索“第三条路径”。从2021年在内蒙古包头成立第一个诉前调解工作站，此后短短3年间，公促会先后与全国各省市180家基层法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信用+调解”这个“第三条路径”，先后服务包括平安消费金融、马上消费金融、阳光保险、长安保险、中国人保等在内的金融机构。

那么，什么是“信用+调解”模式？“金融机构会把相关的追溯需求录入我们的系统，系统会按照地域分配给具体的调解员，后者会与具体的债务人沟通。双方达成了新的和解方案后，我们会跟进执行。如果顺利执行，我们会协助债务人和平台完成结清手续；如果债务人二次违约，就会进入失信信息归集系统，可能会影响其后续的求职等。”王大飞解释了整个流程。

为了让整个流程高效推进，同时也更好地保护债务人的隐私等权益，公促会委托中鑫融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研发了数字化调解平台，形成了一套以“行业信用监督系统”为入口，以“信用监督解纷系统”为应用载体，以“线上仲裁案件管理系统”“人民法院案件速裁系统”为辅助工具，以“信用监督”为主线的“信用+调解”新模式。

“该平台可实现不同金融机构金融案件要素信息的批量化录入、处置过程跟踪；支持调解员在线调取案件信息并上传《信用承诺书》《调解协议》等案件相关资料，支持线上一键提请信用监督，还能与法院速裁系统实现对接，实现金融案件批量处理和闭环式操作。”王大飞告诉《金融时报》记者，这样可以极大地提高业务效率，同时也可以确保整个流程的规范、可追溯，更好地保护相关主体的隐私。

寻求多赢 获得最优解

与普通的催收不同，公促会推动的“信用+调解”模式希望达成一种多赢的效果。

“我们也会了解债务人的实际困难，并在权限范围内帮债务人争取一个最优的‘和解’方案。”赵老师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在实际调解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人的不理解、不信任，有很多人不配合。他们可能之前被电催人员激怒过，或者产生过矛盾；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就是恶意逃避和不想还款。”

这时候，赵老师就会耐心地向对方解释，一方面，调解员可以帮债务人进行合理的权益争取，在了解债务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与债权方协商，为债务人争取到最合适的还款政策，制定出双方都满意的调解执行方案，例如，减免部分利息，把一次性还款改为分期还款，大大降低债务人的还款压力；另一方面，平台对拒不执行调解协议的，会通过公促会官网进行信用公示，并将失信人信息推送征信机构及政府相关部门，由政府职能部门根据地方社会信用条例对失信人进行信用惩戒。“这种‘信用威慑’也会让对方更愿意配合还款。”赵老师说。

“公平、公正、公开、公信、公德”，正是公促会在推动调解过程中坚持的原则，以信用贯穿调解工作的始终，以客观的角度调解债务纠纷双方的矛盾。“我们的目标是，让债务人避免受到暴力催收、不合理催收等。在此基础上，公促会以调为先，凸显债务纠纷化解效能，从源头预防，优化金融业不良资产处置环境，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力量。”王大飞表示，这种模式旨在尽可能地达成债务双方都满意的调解执行方案。

对于数字化调解平台，张晨晨表示，这是在此前的法催和电催之外探索的一个新模式。“这种模式充分调动调解力量处理金融逾期案件，使我们能够合法、合规、高效、高质量地完成对逾期案件的批量处置，也为消费金融逾期案件处置提供了新的思路。”张晨晨说。

壮大队伍 多元化解纠纷

在朱少平看来，对于辖区内金融机构较为集中的地区来说，金融纠纷的处理难度较大。朱少平说：“公促会研发的数字化调解平台，为小额金融纠纷的化解提供了第三种解决方案，可以说是前两种解纷方式的重要补充。”

但是，客观来看，目前的回款转化率仍有待提高。《金融时报》记者从公促会了解到，保险代偿业务服务的机构主要有阳光保险、长安保险、大地保险等，年处置规模约10亿元，回款转化率7.4%；银行及消费金融业务服务的主要机构有蒙商银行、平安集团、马上消费金融、捷信金融、苏宁金融等，年处置规模约20亿元，回款转化率8.5%。

“公促会这样的组织属于民间非营利组织，在获取政府支持和相应资源方面还有待加强。”卜祥瑞表示。

此外，跨区域管辖权问题也引发了法律层面的关注。“现在我们常见的小额借贷纠纷很多发生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会涉及跨区域管辖问题。目前，一般的做法是以消费者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但是也存在一定争议。公促会所建的数字化调解平台会处理全国各地的案件，可能也会涉及相关问题。”卜祥瑞表示，应该在司法解释层面予以解决。

对于案件可能涉及的跨区域问题，公促会表示，正在和全国多地组织、专业人员建立合作关系。据公促会介绍，该平台目前已有全国26个省市的103家调解组织入驻，1451名调解员成功注册并参与基层法院的诉源治理工作。

“我们正在不断吸纳专业及相关的社会人士加入数字化调解平台，壮大多元化解金融纠纷的队伍，减少金融纠纷带来的社会不良影响。”王大飞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希望未来有更多律师、调解员能够加入我们的队伍，以‘众包’‘抢单’的模式来接单，推动金融纠纷高效解决。”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人民调解员达317.6万人，专职人民调解员达41万余人，从这些调解员中培养一批专业处理金融案件的调解员，充分发挥数字化调解平台的作用，无疑将大幅提升小额金融纠纷的化解能力，进而优化金融环境，提升社会诚信水平。”朱少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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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小额不良资产处置的“第三条路径”：信用+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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